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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近日，沈阳市浑南新区在公务用车过程中推出“公务”。“公务的士”由浑南新区车辆管理中心统一管理，公务员需通过网页预约使用车辆，并根据行驶里程、等候时间等全程计价交费，费用标准按照出租车的8折（等时费为5折）计算。“公务的士”上全部安装GPS监管工程，实现车辆和驾驶员的全程监控监管。（5月18日《新京报》）
推行改革，已然是大势所趋。今年3月初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态，要“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”，今年，也被认为是推进公车改革的重要一年。在中央没有对公车改革出台顶层设计之前，各地政府如何改、改到什么程度、又如何实现监督，成为了不小的难题。而今，我们在沈阳浑南新区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公车改革产物——“公务的士”。
“公务的士”，表面上看起来有许多亮点。这是要求人点“赞”的。比如，费用比市场化的的士低不少，什么8折、5折，就差“打个粉末性骨折”了；比如，这车能够实现全程监控，有GPS定位这种高科技玩艺儿，可以更好的监督；比如，可以实现统一的调控和管理；再比如，因为有了统一的颜色和标识，这样的的士还能够让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这是“公务员的的士”来，私用的可能性自然也会减少。
但是，对“公务员专属的士”，我最想说的是，改革就改革，连打个车就想有专属的的士，这仍然是特权化心理的表征。而且，这样的改革，不伦不类，既不是市场化，也不是社会化，既脱离了社会发展的趋势，也会产生新的特权，更会招来百姓的不满。
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：一者，既然是的士，为什么不完全市场化？本来是安装个打车软件就能解决的问题，非要重新购置一大批新车解决问题，而且，拍卖了公车，却拥有了“公务的士”，公车的数量显然仍然没有减少，并且，还可能会聘新的司机，运营“公务的士”的费用仍然不会廉价。所谓的节省成本，也只是相对而言。
二者，即便是国有资产，出不可以随意糟践。既然是“国资”，又为何只为公务人员使用？实现市场化运作，如果能够帮助国有资产升值，岂不是更好？不市场化的的士，还是不是的士呢？它是不是更像是披着的士的公务专车呢？让这些的士为全社会服务，让百姓也体验一下“公务的士”，说不定还能够实现盈利。
不可否认，公车改革当然可以走市场化的路线。去年11月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发布，规定“取消一般公务用车”，其中也明确规定，坚持社会化、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。但是，公务员“专属的士”是一种既非市场化，又非国有化的畸形产物。在根本上讲，公务员“专属的士”，是另一种特权化的产物。因此，也很容易背离改革初衷。
打个的士，都要你们的专属，这样的公车改革仍然是特权化的产物，既浪费了国资财力，又是在强化赤裸裸的专属特权。因此，这样畸形的公车改革，连形象工程也算不上，不要也罢。
培训后，一笔笔收入都会清楚记下。
民警写满了整整两大块白板，分析出了该传销团伙庞大的组织结构。 王西泽 摄
没有产品和店铺，投入小小一笔钱，两三年内就能赚取万贯财富……这一夜暴富的发财梦，正是传销组织抛出的诱饵。
近日，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通报，警方通过缜密侦查，摧毁一个特大传销团伙，教育、遣返600余名传销人员，抓获27名顶级传销头目，目前，主要嫌疑对象均已移送检察机关起诉。
记者张贻富通讯员王西泽
■侦破
数百租客不找工作
去年６月，杭州湾新区公安分局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异常：原本空置率较高的世纪城小区，突然有好几批５０人以上的规模人口入住。
更奇怪的是，这些人租住下来后并不外出工作，生活似乎也很有规律，晚上９点后就不见有人出门，他们也不跟当地人接触，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什么不法行为。
但与此同时，警方陆续接到数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报案，声称自己的亲属被人骗来搞传销，而当地工商部门也接到不少类似举报。警方判断，这是一个外地传销团伙集体迁入了世纪城小区，并立即展开侦查。
特大传销团伙覆灭
市公安局专门成立的“打传工作领导小组”听取线索汇报后，立即调派经侦支队、慈溪市局和余姚市局力量增援，成立以杭州湾新区分局侦查大队为主的专案组。
经过一段时间调查，专案组发现参与传销的人员多达６００余名，遍及全国１０多个省市，警方还很快查明这些传销人员的真实身份，并确认了传销头目的身份和落脚点。
去年８月１２日晚，专案组民警兵分四路，对租住在慈溪城区的传销窝点进行统一收网，成功抓获１２名Ａ级头目，收缴、扣押了大量传销物品。
次日凌晨５点，各参战单位集结后对租住在世纪城小区的３００余户、６００余名传销人员进行大清查，逐一登记人员、物品，带离Ｂ级以上重点人员进行集中审查。
８月２０日晚上，根据公安部统一作战命令，专案组又抓获正在慈溪城区某宾馆开会的９名Ａ级头目。
之后，专案组一鼓作气，在江苏、福建、湖南等地陆续抓获许某兄弟、吴某姐弟等６名Ａ级头目。
由于涉案人员众多，传销团伙组织严密，专案组花费半年多时间，整理归集大量卷宗证据，才办结此案，目前已送检察机关起诉。专案组民警訾焰旭说，此案的案卷资料就有满满的四大纸箱，重量在５０公斤以上。
■揭秘
打着“自愿连锁”旗号拉人入伙
经汇总多方信息，警方查明了这个团伙的传销模式，正是所谓的“自愿连锁经营”活动。根据前期掌握的组织模式、人员名单、资金流向等情况，警方初步绘制出了他们从事“自愿连锁经营”的伞形图。
这个传销团伙以福建龙岩人许某兄弟和吴某姐弟为首。２０１０年，４人曾在湖南长沙参加传销活动，并大肆发展下线。去年４月，吴某、许某决定将二人在长沙的“旗下人员”集体搬家到杭州湾。去年５月至８月２０日间，张某等人也将原在长沙的６００余名传销人员集体搬迁到世纪城并实施传销活动。
为了便于组织管理，他们将６００余人划为三个组，每组内设“老总室”，每组又下设４~６个团队，团队以下以“家庭”为单位，从事“复制新人”的传销活动。
专案组民警訾焰旭说，这类传销主要通过“固定时间、条块结合”的模式，利用开会、通知、检查、处罚等方式管理下级传销参与人，通过“造梦”、“承诺”、“邀约”、“讲工作”、“检查学习工作制度”、“复制”等流程，对新进人员进行“洗脑”，不断发展新人加入。
为逃避侦查，上级老板许某、吴某等人在长沙、龙岩等地，通过任命、电话、短信、检查、资金等手段，遥控指挥张某等主要Ａ级骨干，张某等人又在慈溪城区控制杭州湾世纪城的Ｂ级骨干，通过Ｂ级人员管控基层人员。为掩盖违法资金，他们对相关银行卡的控制也十分严格，下发资金时通过组长、直总、大总管等人的账户逐级下发。
据訾焰旭介绍，“自愿连锁经营”又称“自愿连锁销售”、“纯资本运作”，从事该类传销的人员称之为“行业”，谎称“国家、政府暗中支持”，许诺“缴纳一定资金，两三年内成为富翁，给平凡人一个翻身的机会。”
但其传销模式仍是传统的“拉人头式”，参加人员缴纳资金取得入会资格后，通过发展下线的方式不断扩充队伍，每发展一名新人，根据不同级别可获取对应的直接、间接“提成”、“工资”。
訾焰旭说，该传销组织对下线和新人宣称所缴纳资金的５５％用于返利、４５％用于缴纳国税和投资政府项目，其实４５％的资金被Ａ级以上头目瓜分了。因为这类传销活动没有任何产品和店铺，所以又称“纯资本运作”。
5月17日上午，网友孙林(化名)在青岛水源地之一的莱西湖(产芝水库)边游玩，在岸边发现了死鱼。
孙先生拍下的照片显示，死鱼三五条凑在一起，孙先生又在别处看了看，一个小湾处死鱼更多，目测有几十条。因为湖水很清澈，孙先生搞不懂鱼为何死去。为了搞清状况，孙先生将拍到的照片发到微博上，同时圈了几个媒体的官方微博。
当天中午，莱西市环保局赶到现场调查，后来做出公开回复。称接到网友反映后，环保部门和产芝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死鱼现场，经调查，死鱼现象并非污染所致。
回复解释说，“死鱼现场位于产芝水库东南岸边，湖中可见渔网，死鱼大小基本为30CM 左右。经产芝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，目前，水库正在进行捕鱼作业，每年捕鱼期内均会出现水库岸边有死鱼现象。其原因是：与网眼粗细相近的鱼，由于被卡在渔网上时间过长，部分从渔网挣脱后或被网内鱼群挤出后逐渐死去，漂浮于水面上，被波浪冲刷到岸边。”
回复还提及产芝水库水质清澈，如果是污染所致的死鱼，应该无论大、小均会死亡，不会如现场死鱼大小一样均匀。对于死鱼，产芝水库也会尽快清理，避免对水体造成污染。记者 李冰(请孙先生到本报领取图片费80元)
（来源：半岛网-城市信报） [编辑: 李敏娜]
一桩命案，毁掉的是两个家庭。戴着“ *** 杀人犯”的帽子，徐辉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。在失去自由的时间里，这个原本尚有前途的劳动站副站长，只能依靠每月一个的电话以及书信与外界往来，通过不断申诉来争取自由。
徐辉的妻子和女儿多年来同样背负骂名，在指责和冷眼下生活。1998年案发徐辉被警方抓捕后，其妻子王美英就带着女儿离开了夫妻俩居住多年的劳动服务站，在外租房住，以逃避邻里的指指点点。
几年前，女儿考上了大学，王美英凑不出上万元的学费，只能让女儿自己想办法。徐辉的哥哥徐庆说，侄女当时曾找过他借钱，说要上大学，但他这些年为弟弟的事情四处奔走，已是一贫如洗，奔走求助的费用都是几个姐妹凑的，实在拿不出余钱，侄女很失望的离开了，因经济原因最终放弃上大学。这让徐庆至今仍感到愧疚。而因为这件事，徐庆与侄女也几乎断了往来，“她连电话都不肯告诉我”。
2011年，王美英好不容易熬到退休年龄，才结束打工回到珠海，平时靠退休金度日，虽然并不宽裕，但生活总算安稳了。但这段尴尬的人生际遇，让王美英的身体变得很差，在接受采访时，她每说几句话就会喊头晕、烦闷，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。
3月13日起，南都记者多次联系王美英，但电话中，她态度坚决，不同意接受采访。经过徐辉哥哥的一番沟通，王美英终于答应在电话里简单说几句。她在采访时从来不提丈夫，甚至是名字，只是以“他”来代替。
“我本以为他很快就会出来”
南都：还记得1998年丈夫被抓的情景吗？
王美英：都记不清是哪一天了，一想起来就很烦，大概是晚上9点多钟，徐辉跟我都快要睡觉了，警察上门将徐辉带走，什么原因也没讲，后来警察又叫我到派出所询问，问我关于女孩死亡的事情，我才知道他被警方怀疑是凶手。
南都：你认为他是凶手吗？徐辉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？
王美英：我当然不相信，那晚(案发当晚)他就在家里，但我跟警察说没人相信我。他性格也好，平时很顾家，不会干这种事。我本以为他很快就会出来，没想到后来被判了死缓。
南都：丈夫死缓的判决下来后，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？
王美英：判决的时候，庭审我都没去参加，案子都是他哥哥在跑，我当时在家里，接到了他判刑的消息，感觉天都要塌了，以前多好、多幸福的一个家，突然就没有了，你能想象这种痛苦吗？一想起这些，我就很烦，不想说了。
“女儿从来不敢在我面前提他”
南都：你现在还这么痛苦，当年丈夫的入狱一定对你影响很大，能不能谈谈这些年的经历？
王美英：(影响)肯定很大了，就像是从天堂一下子掉到地狱里，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双职工，条件在当地很好，他被抓后，邻居都指指点点，我和女儿都没法见人了，只能搬家，女儿的同学听说这件事，也对女儿指指点点。不久我的单位又倒闭被迫下岗，一个女人独自拉扯女儿太辛苦了，只能到外地打工，2011年到了退休年龄才回珠海，幸亏我哥哥给我在红旗买了一套房子，要不然到现在都没有住的地方。
南都：邻居当年是怎么指指点点？
王美英：我不想说，他们怎么说，我不想听，也不想提。
南都：女儿怎么看待爸爸？她有没有跟你提过父亲？
王美英：女儿从来不敢在我面前提，因为一提起，我就会很伤心，要哭，她不敢说。我们在一起从来都不会提跟他有关的事情。
“我不想再提到案子的任何事情”
南都：你说相信丈夫不是凶手，那这些年来你有没有为丈夫的案子奔波过？
王美英：我没有，案子都是他哥哥在跑，总之我不想回忆这桩案子，我又要一个人拉扯女儿，哪还有时间、精力去申诉。
南都：广东省高院已将案件发回珠海中院重审，你觉得重审的结果会有改变吗？
王美英：(重重叹了口气)能赢官司又怎么样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家里也变成这样了，能不能赢，反正日子还是这么过下去，再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。
南都：你的意思是官司即便赢了，对你们家庭的意义已经不大了？
王美英：你说呢？不要再提了，我不想再提到关于案子的任何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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